经营天下首先是从经济切入。在王船山眼里，“天下惟器”。经济属于实业，正是“经营之器”，其他都属于“虚业”，是道。但让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：三百年里，湖南后人固然有耀眼军功、政业，但经业被遮蔽、弱化。王船山关于商业的论述，一直到被放到了一个遗忘的角落。
原来在商业的领域，他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。只是后来时代太奇怪，西方那些人开船过来一声汽笛，没有握手说帮中国建工厂，却先拍肩膀教中国人抽鸦片。中国那些胖得发愁的人，想闲着也是闲着，还真学洋大人嘴巴吧嗒。这胖嘴一张一合不得了，中国天空瞬间烟雾缭绕，乌烟瘴气，乌云密布，风云莫测。
从好奇抽鸦片到为拒绝抽鸦片而打仗，两边一开打，彻底乱了历史本来的计划，王船山的商业论述，被弹雨打成一张废纸。
今天从纷乱的残缺中拣起几页发黄的废纸，如果能细致抹平，清晰辩认，可以找到他一条有关经济的完整逻辑线。
王船山的经济思想，源于时代的商业事实。潜回历史时我们清晰看见，商业世俗化在王船山生前就开始生根，那条根长在湖南境内。距离他的老家，不过数百里的，具体发生地，就是怀化洪江。
据史，早在1573年至1620年，湖南洪江犁头嘴（今沅江路），就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物资交易、集散市场。这里店铺林立，作坊成片，构成洪江最早的港口商埠。明清之际，规模日盛，成为湘西南扼守湘、滇、黔、桂、鄂物资集散通道的商贸重镇，被称为“五省通衢”。1687年，文人王炯在《滇行日记》中说洪江已是“烟火万家，称为巨镇”。
这是王船山商业之水的来源。时代的现实已经发生商业的事实，思想家必须从事实去提炼、归纳、思考。
王船山的商业观点，核心八个字：“大贾福民，国之司命”。
“大贾富民”其实是鼓励帮商业贸易，特别强调钱货交换的必要性。因此他说：财散则民聚，财聚则民散。
在他看来，商业贸易既然如此重要，那么不仅国内要通市贸易，就是与敌国之间，同样也要通市。这个做国际生意的想法，不是准备开国际玩笑，而是做中国最早的“加入WTO规划”。（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，立国之备裕。金钱者，尤百货之母，国之贫富所司也。）
既要做国内生意，还要做国际生意，在帝国专制的时代，先生想法可谓妙矣，但怎样保证这些想法不是画饼充饥，凭空哄人，而是确实可以去做的呢？王船山想到人家会这么问，他马上抛出“三反对一主张”：反对政府专制，反对商人擅权，反对限制商品流通，主张自由贸易。为了保证这些又都可以实现，他进一步在政治上提出“自由要求”：人应当有行动自由、迁徙自由、买卖自由、贸易自由。
从商业的角度思考为起点，王船山提出他理想的经济社会模型，是“亦工亦家亦商”。说得更明白，是种田的埋头种田，做工的勤快做工，做生意的老实做生意（耕者耕，工者工，贾者贾）。各行各业都进对自家门，做对自家事，互通有无、互利互惠，政府不要干预，顺人性自然发展，中国就发达了，和谐了（大同社会）。
今天看王船山这些论述，在当时确实非常大胆，见地也都深刻。尤其他关于政府不要干预经济，顺人性自然发展的观点，在今天依然颇有借鉴意义。
既然有这么多这么美妙又切实可行的经济见解，为什么没能用起来？因为谁都知道，后来中国除了产生抽鸦片的仙风道骨之人外，更有湖南一班身强体健的铁腕人物。这班湖南实干家们既然知道，又都将王船山先生当作偶像，为什么没早用他的商业思想，将中国搞得早富强起来呢？
不是说“天下惟器”，经济是“器”吗？抛开经济之器，舍器求道，又能如何？
四
固然，历史常常让人深感意外，因为它有时也来脾气，而且不按套路出牌，甚至不好好走路，像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”。但更让人意外的，则是作为把握历史之船的人，为了达到事业的目的，往往就抛弃学术的纯粹，纷纷带上功利眼光。
我们看到，作为思想家、哲学家的王船山，他的思想自清廷中兴时起，就被湖湘后来精英们一手抓住。他们只抓一点，不及其余，根据时代需要页尽情发挥。于是船山学说便五光十色，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大花脸：有时被放大为稳定国家的思想（曾国藩），有时被放大为变革国法的思想（谭嗣同），有时又被放大为革国家之命的思想（黄兴）。
随举一例：《黄书》阐发民族光复，1903年至1905年，革命派将西方的民族民主思想与《黄书》的尊黄攘夷思想、民族独立自强思想以及君主“可禅、可继、可革，而不可使异类间之”的想法杂糅起来，酿成反清民主革命巨浪，推动了同盟会成立和辛亥革命爆发。
那么疑问又是：为什么他们要只抓一点，不及其余呢？
答案让人遗憾：一方面没有搞经济的环境，一方面无心搞经济，一方面还轮不到搞经济。
作为百科全书的王船山，关于他论“天下唯器”最重要的一本，实业经济的思想，从此一直被冷落在书架上。“天下惟器”因时而异，被发挥为功利主义、实用主义，首先又以功利主义的面貌登台。
接下来将写到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谭嗣同、黄兴、蔡锷，从他们的时代选择与个人命运，我们可以完整地看到波谲云诡的时代风云，无力回天的悲情事实。这注定经济致用所产生的思想，像唐僧取经一样，要经历无数曲折与磨难。
五
1692年，王船山死了。我们知道，在他身后，实业经济的思想，影响甚微。但他倡导的经世致用信念，却被当作可成大木的树苗，经世致用在实业经济欲求而不得时，迅速移到了另一块土壤，蓬蓬勃勃，培育大了。
王船山死后，湖南书生奋然崛起。陶澍、魏源……以改革家的姿态，立于中国大船的风口浪尖，他们翻云弄雨，长袖善舞；曾国藩，左宗棠……他们在刀光剑影与枪林弹雨中走一条更加蜿蜒曲折、奇崛回环的路。
这班湖南书生，都有着时代的使命感，他们此消彼生，绵延不断，像在参与一场接力赛。
在时代浪高涛响的布景里，这群叛逆的湖湘精英，前后相继，他们信奉经世致用，着眼经国济世，凭着满腹才华，一腔热血，用生命作赌，用双手开路，在中国与世界的版图上，在两百年的时间内，趟出了一幅惊心动魄、险象环生的历史线路图。
目 录
●湖湘文化
“传承湖湘文化，弘扬邵商精神”之二：“商声”王船山
“传承湖湘文化，弘扬邵商精神”之二：
“商声”王船山
王船山即王夫之（1619-1692)，字而农，号姜斋，别号一壶道人，湖南衡阳人。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、哲学家，与顾炎武、黄宗羲同称明清三大学者。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，学者称“船山先生”。
生平经历
明崇祯年间，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，师从吴道行，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肄业。在校期间，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，传授朱张之道，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，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。
明亡后,清顺治五年（1648），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，阻击清军南下，战败退肇庆，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，以反对王化澄，几陷大狱。至桂林依瞿式耜，桂林陷没，式耜殉难，乃决心隐遁。辗转湘西以及郴、永、涟、邵间，窜身瑶洞，伏处深山，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，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，人称“湘西草堂”，在此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。
王夫之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“栖伏林谷，随地托迹”，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，直到他死去。刻苦研究，勤恳著述，垂四十年，得“完发以终”，始终未剃发。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，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。
个人成就
王夫之学问渊博，对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地理学等均有研究，尤精于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。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。认为“尽天地之间，无不是气，即无不是理也”（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十），以为“气”是物质实体，而“理”则为客观规律。又以“絪蕴生化”来说明“气”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，认为“阴阳各成其象，则相为对，刚柔、寒温、生杀，必相反而相为仇”。强调“天下惟器而已矣”，“无其器则无其道”（《周易外传》卷五）。由“道器”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，反对保守退化思想。又认为“习成而性与成”，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，所以“未成可成，已成可革”，而教育要“养其习于蒙童”。在知行关系上，强调行是知的基础，反对陆王“以知为行”及禅学家“知有是事便休”观点。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，认为“大贾富民”是“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。文学方面，善诗文，工词曲。所作《诗绎》、《夕堂永日绪论》，论诗多独到见解。所著经后人编为《船山遗书》。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，至死不渝。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《周易外传》、《尚书引义》、《读四大全说》、《张子正蒙注》、《思录内外篇》、《黄书》、《噩梦》等。墨迹传世稀少。《大云山歌》书风神清气舒，可谓难得珍品。
清代的思想，是对历代思想的一次大综合。清代学者们对以往思想界，指摘弊病，有的很中肯。但他们为时代和知识所限，除掉经籍的考证与训诂一途外，绝少能把历代思想发扬光大。在发扬光大方面，王夫之最为博大精深，但却及身而绝，没有传人。
主要作品
王夫之的思想，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，大都表现在他的《读通鉴论》和《宋论》两部书里。《读通鉴论》有三十卷，《宋论》有十五卷。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《姜斋公行述》的说法，王夫之-末年作《读通鉴论》三十卷，《宋论》十五卷，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，制作轻重之原。诸种卷帙繁重，皆楷书手录。贫无书籍纸笔，多假之故人门生，书成因以授之；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，无几焉。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。
王夫之一生著书320卷，录于《四库》的有：《周易稗疏》、《考异》、《尚书稗疏》、《诗稗疏》、《春秋稗疏》等。岳麓书院建船山专祠，以纪念这位不朽的大师。著作编入《清代船山全书》。
一
1619年，王船山在衡阳出生，其时湖南土地，已经沉寂很久。两千年流转，楚地已经经历无数个春夏秋冬：忧愤的屈原贾谊一齐远了；忧乱的三国小小蒋琬，已被长江水淘掉；忧郁的柳宗元范仲淹贬谪文化，漫天飞花已作种；秋华的周敦颐道学，金黄色淡，影响随湘江落日。当此时也，湘楚土地，江天暮雪，湖南纯白。
冬天已经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王船山忧时愤世，一声震耳的呐喊，是1840年闪电划出的那声遥远的冬雷。这一声雷，劈响在那个世俗社会芽苞萌动的朝代。
剧烈震荡的时代，必会产生伟大的思想。作为与顾炎武、黄宗羲并肩的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，王船山1642年去武昌参加乡试，中了第五名举人。恰在这时，农民起义热火朝天，一波高过一波，他的视线被牵动了。李自成攻陷京城后，明天灭亡睁眼即见，但王船山情愿闭眼塞耳，不愿意相信它是事实。1648年，王船山三十岁，这时他已彻底断了读书做官的念头。
为了颠覆清廷，撇清与新王朝的关系，他放言“头不顶清朝天，脚不踏清朝地”。特快专递只，张献忠拿下衡阳，到处物色人才，书生王船山名声在外，自然被张一眼发现。但王船山非暴力，不合作，拒绝不起躲得起。于是“八大王”张献忠用常规阴谋，引蛇出洞，抓住了王船山父亲作为人质，以此逼迫王船山出山。
王船山虽然生气，但一身硬气。打死说不出“我父亲就是你父亲，烹调我父亲，也分我一杯喝”，于是，文弱书生一不做、二不休，干干脆脆，自引刀遍刺肢体。这样挥刀自残，一路血淋淋去见张献忠。张献忠再没良心，也还有人性，哪里见过这样的猛人？当场吓得汗都退休了，只好扬手，悻悻地将父子俩放掉。
为了补天，凭血气之勇，竟然在家乡衡阳组织一帮好友，叫做起义军队，要抗清复明，跟满人拼命。
从后面我们可以对比看到，这支队伍十分潦草，比曾国藩刚创立湘军时还乌合。于是乎，种豆得瓜的事情发生了：一介书生放下笔杆抓枪杆。
于湖南人，这是开春一声惊雷。
正是王船山这个任书生血气的偶然之举，意外地在湖南了开了书生领军的风气。
过于弱小挑战过于强大，是一场蚂蚁找大象决斗的游戏，等于鸡蛋跳起来去找墙壁去碰。王船山很清楚，他想蛋碎墙污，反清复明。但起义的结果，蛋只破了个窟窿，墙也公被溅了一点黄斑。
第一次总会有点痛，王船山只炸了个闷雷，雷声大，雨点没。伤了手脚，痛及骨髓，因为对手如此强大，义军又是那样草率。
起义大获全败，直接结果是导致王船山从堂堂书生变成朝廷通缉犯，他开始了失败大逃亡。历史往往这样，当时是严肃黑沉的正剧，过后像幽默戏噱的闹剧。正剧是王船山一路失魂落魄，在湘西、衡山、永州、彬州、常宁转来转去，玩起捉迷藏，逃着逃着，清廷定了：闹剧开始了，清廷从铁血追杀改行怀柔手段，突然收脚，声称不追王了。非但不追，还取消了他的通缉犯罪名。
革命无法承受之重，忽然变成生命无法承受之轻，这种从地狱飘天堂的落差，足以一秒内抽空内心。1675年，既无人追，也无人管的王船山，失意潜回衡阳，筑起湘西草堂，定居下来。
对手不存在了，需要自造对头。自此每逢外出，不论天睛下雨，他都着森林屐，打雨伞。脚在木上，头在伞下，有木有伞，无法无天。这个形象，像极俄国那个装在套子里的别时可夫，两个都是恋旧的人。今天看来这副模样有点迂，也让人好笑；但船山先生当年很认真，当时那是最坚硬的民族气节。
王船山认为中国已亡，要反清复明，存亡续绝，被实践证明错了。但正是凭着书生式的坚硬的执着，他心如磐石。从三十三岁起，开始“栖伏林谷，随地托迹”，刻苦研究，勤恳著述，七十有三死去，前后长达四十年。
四十年里，他蜷居于石船山下，湘西草堂之中，隐姓埋名，奋笔直书，写下数本将要改变湖南、影响中国的大作品。之些大方之作，借梁启超话说：“其学无所不窥，于六经皆有发明，洞庭之南、天地之气，圣贤学脉，仅此一线耳。”
今天已很难想象，四十年足不出门，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如此强大地支撑起他，到底是什么动力，让他心无旁骛，七尺从天乞活埋，清教徒一亲顽强地写下去？
但王船山一死，他的作品湮没失散；1840年，王船山孙王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；到1855年，贼寇进犯湘潭，版刻被烧个精光。
难道区区小偷一把细火，大师一生心血都被烧成了灰？如果成了事实，只好让人沮丧。
好在历史不是小盗小贼可以改写。天不忘王，在他死后一百七十三年，曾国藩已摆平太平军，中兴名臣，大业已成，他抓紧做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：在南京金陵书局出版《船山遗书》。
据曾国藩自述是：同治初元，吾北国荃及谋重刻，而增益百七十二卷，仍以欧阳君董其役。南汇张文虎啸山、仪征刘嵩伯山等，分任校雠。多亏曾国藩好学生，船山先生在坚硬中发明的经世之学，才终于得以洛阳纸贵，精神复活。他深邃的哲学体系、博大的思想情怀，雷声响过百十年，自此才播下及时春雨。
二
托曾国藩的福，从此地球村内可以讲到王船山先生的书。今天捧读时我们看到，作为开启近代湖南先声的书生，古人王船山接过历史，六经责我开重于生面，创造了一本百科全书。老子说：“大音稀声，大象无形”，无声无形的王船山大方无隅、大家如海：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地理他无所不通，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哲学，他无所不精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他是部“活辞海”。
船山先生走这在路线，一个字概括，就是“实”；不避泥泞荆棘要走的路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实有之道，是经世致用。
因为脚踏实地，关切时代；时乖命蹇，他要起义。虽然“书生造反，十年不成”，但因眼睛盯着时务，对社会要了解、参与、改变，决定他不能死抠书。自然地，他亲身参与社会，只能看重实践。身体力行，需要将书本搬进生活。
王船山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人，他七岁读完十三经，十四岁中秀才，二十岁就餐岳麓书院，先后身体力行，组织“行社”、“匡社”，关心国家大事，主张躬行实践，创新而不泥古；在认识方法上，他“喜从人间问四方事”，开辟了重实际、重实证、重实践的新学风。
大学问家做实事，虽然都有点眼高手低，但这又有何妨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三回四回闭眼做。或许连王船山自己也预料不到，他这私一做，别开生面、耳目一新，从此给湖南人树立了一个知行合一的标杆。
经世致用首先看重行动。王船山说：人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实践（由行而行则知之）。如果说粗浅的行动还缺乏理论的高席，今天我们看到，王船山给湖南人性格以彻底影响，还在于他从哲理上提出“理依于气”观点。他全面扬弃程、朱、陆、王，批判地终结了宋明理学，发明两句话：“天下惟器而已矣”，“无其器则无其道”。这话一出，等于判了“心外无物”学者们的死刑。
因为既然物体都是可看可听可摸的，唯心的道学家就都成了给皇帝纺新装的骗子，制造的都是口头华丽但事实并不存在的礼服，他们一直以麻起胆子骗皇帝赤身裸体游街为职业。王船山不客气地揭了他们的底。
从经世致用概念一出，同一个世界，被船山先生勾画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梦想。谁能料及，四个字包藏的美梦，看上去平淡无奇，里面却正在酝酿聚变与核变，它对中国随后历史的影响，能量将超过原子弹。
强调行动，关注时代，从哲理高度上对其加以肯定、提升，从王船山开始，湖南读书人逐渐脱离玄虚学派。在中国知识界，这一转变，其造成的颠覆性影响，约等于让地球改变旋转方向。
我们也许并不知道，中国读书人，曾经都是身体力行的。春秋战国，诸子百家，孔子会射箭，黑子会守城。但其后很长一个时期内，读书人一直都好玄虚，到魏晋玄学，终于登峰造极。
魏末西晋时代，是清谈的前期，承袭东汉请议风气，读书人面色苍白，手无抬五指之力，穿宽大衣服，专门听仙乐，吃怪药，圈内相互吹捧，相互以为神奇。
魏晋风度流行之时，一帮名士饮酒过度，醉生梦死，放达出格，有悖常理，清谈误国。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刘伶，常常装傻纵酒，抬棺狂欢，死后叫埋。又常一丝不挂穿梭在房中，他人见了加以嘲笑，却遭反唇相讥：我以天地为房屋，以房屋为衣裤，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？
又在何宴，带头吃五石散，这更不得了。五石散本身就是毒品，主要成分是石钟乳、紫石英、白石英、石硫磺、赤石脂。服散之后，人先全身发烧，随后变冷，症状像疟疾，跟今天闲极无聊的娱乐明星吸毒有得一比。这帮名士为求长生，又炼丹服药，穿衣宽袍大袖，经久不洗，内生虱子，常常边聊边捉（扪虱而谈），人家见了恶心，他们当做高雅。
知识阶层此时实质已是堕落衰败的一群。他们寄生社会，孤芳自赏于群，用处几近于无。但为了维持知识的神秘，保有尊严，只好将文盲都懂的常识，写做博士看不懂的“学问”，以此作为一生的饭碗。因为自知在装神弄鬼，明白既不能用于实践，更不能让实践检验，于是干脆“心外无物”。说白了叫掩耳盗铃。
如果说，魏晋风度是权力高压下的变种，是药及酒之关系，他们还有一条路，就是做孬种。魏晋稍后，读书人的铁衣铁裤——科举——又被皇帝做好了。
从587年到1904年，一千三百多年的昏黄历史里，科举取士以三年一大比的规整肃杀出现。隋文帝杨坚不知这管知识分子的玩意是好是坏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宣布罢州郡之弊，废乡里之举，实行“分科举士”；到明太祖朱元璋，尝到了制度的甜头，他要拼命干，抠破脑袋想，发明“八股取士”。在铁衣铁裤外还画蛇添足，加捆八条绳索。
我们知道，古人中举的几率就像今天中彩，等状元上轿就像看电视开奖，所有脸热心紧的不是领奖人，只是观众。太宗皇帝真长策，赚得英雄尽白头，“读尽诗书五六担，老来方得一青衫。逢人问我年多少，五十年前二十三。”
科举将本已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进一步阉割，将他们直接变成大监的亲戚。作家余秋雨也认为：“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，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，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，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，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，颠坏了。”
是以中国学界，千年来，知识阶层与普通大众日益隔离，逐渐独立成两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知识阶层之士无法直接为老百姓服务，就只有寄生在政治官僚身上，充当帮忙与帮闲的角色，以此来谋取稻粱。多有学者掩耳盗名，高产屠龙学术，盛产瞒与欺的艺术（鲁迅语）。管你老百姓是死是活，管你皇帝光着屁股出洋相，只要自己还护着一口金饭碗。
在王船山看来，一班书生，张口八股，闭口吸毒，如此严重脱离实际，长年闭于书斋，缥缈于仙界之上，生活里不知邻居是人是鬼；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仙风道骨，像七仙姑，更加适合装神弄鬼。
孔融死而士气灰，嵇康死而清议绝，船山生而书生变。
被王船山彻底颠覆形象后，书生们从此一扫数千年来积弱不振，萎靡颓废的衰样。他根本上扭转了知识分子清谈或不谈甚至远离社会现实的可笑形象，反过来将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牢固地捆绑到一起。
从这时起，湖南土地里种出的辣椒，吃进了肚子里，流进了书本里。
经王船山惊醒，湖南读书人前后相接，率先从身体上有了彻底改观。他们不炼丹，不服药，不穿宽衣，对八股取士，嗤笑而过。其中，不爱红装爱武装，多有如谭嗣同、黄兴那样的绝好武功，毛泽东那样的一流体魄。
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这句一出，颠覆了老子“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”的说法，反过来认为，只有强健体魄，方可产生强健精神。身强体健、精力充沛的湖南读书人，将知识从太空中搬运到地上，给平民百姓做饭菜吃，供地球村人共读。这直接导致原来只被数个人玩弄的学问，陡然间被数亿文盲吃进肚子里，消化成营养，化作气吞山河的行动。
书生的历史作用，从此彻底被改写。
王船山一介书生，开创了从行动到书本，用行动证实书本，用行动来写书本，让书本不脱开行动的先列例。知行合一、名实合一的传统，从那时起，遗传为每一个湖南读书人的基因。
但王船山一生行动，到底都以失败作结。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奇妙，一介落魄书生，生前汲汲无为，死后行为世师。
以王船山书生形象为起点，在他的影响下，三百年来，湖南后人前后继之，奋起仿效，走“书生经国济世”之路，他们以知识为笔墨，以现实社会作纸张，大胆泼墨挥毫，画新奇图画。先有书生（陶澍），再有书生从军（曾国藩），其人之作，一页厚过一页，一本重过一本，凭文房四宝，湖南人风起青萍之末，从此成功经营天下。
不错，学以致用，经营天下。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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