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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月报(半月刊 2021第13期 总第24期 2021年10月)
文章来源:昆明市邵阳商会  上传时间:2021-11-12  点击人气:6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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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●湖湘文化

  “传承湖湘文化,弘扬邵商精神”之四:“商法”谭嗣同


  “传承湖湘文化,弘扬邵商精神”之四:

  “商法”谭嗣同

  谭嗣同(1865年3月10日-1898年9月28日),字复生,号壮飞,湖南浏阳人,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,维新派人士。其所著的《仁学》,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,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。

  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、南学会等,主办《湘报》。其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,主张中国要强盛,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,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。公开提出废科举、兴学校、开矿藏、修铁路、办工厂、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,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。早年在湖南举办新政,利用时务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维新志士;后来参与领导了发生在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)的戊戌变法,期间他力辅光绪皇帝推行变法,整顿官制,革除弊政,怀着"愿以颈血刷污政"的决心为变法而牺牲,被誉为“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”。

  谭嗣同代表著有:《仁学》、《寥天一阁文》、《莽苍苍斋诗》、《远遗堂集外文》等,后人将其著作编为《谭嗣同全集》。

  一

  直到今天,谭嗣同仍是比曾国藩更具争议性的人物。断头已过一百多年,直面事实看法,依然扑朔迷离;历史真相之外,人们对谭嗣同的议论,有时对峙成截然相反的言说。

  一个叫摩罗的人,定了《谭嗣同与马丁·路德·金》来定论谭嗣同。他比较说:“甘地面对的是英国统治者的权力和暴力,但他的思维不是暴力反抗,不是你死我活。马丁·路德·金面对的是种族歧视的法律,但他的思维也不是暴力和你死我活。你死我活是野蛮人的丛林法则,那不叫政治,那叫强盗逻辑,那是前文明时期的愚昧游戏。”

  “谭嗣同说,中国还没有人为政治改革流血,我愿意第一个为此流血。他流的是自己的血,比专流他人之血的丛林政治家已经伟大一百倍。但将政治改革与流血建立必然的联系,依然是缺乏想象力的。”

  李敖写长篇小说《北京法源寺》,将谭嗣同当做偶像,或者说,他心中自历史以中国最完美的传人形象来描写与议论。书中以大人物谭嗣同为主角,举凡重要主题:生死、鬼神、出入、隐、朝野、家国、君臣、忠奸、夷夏、中外、强弱、人我、群己、公私、情理、常变、去留、因果、经世济民等,都在论述之列。《北京法源寺》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。

  今天,两种观点既然同时发生,当然都可以存在。

  是的,谭嗣同不只武功不浅,他的学问底子绝对不薄,怀浅薄心来议论他的人应该看到,1897年夏秋间,谭嗣同写成《仁学》,就是接过船山先生的棒的维新派第一部哲学著作。

  《仁学》认为:“仁”是万物之源,它以“通”为第一义;“以太”是构成万物的本质,“以太”本身是“不生不来”的。因此,宇宙间各种事物,只有“变易”,没有“存亡”;只有“聚散”,没有“生灭”。

  “以太”是古希腊哲学家所设想的一种物质,是一种被假想的电磁波的传播媒质,被认为无所不在。

  今天看来,爱因斯坦发现光有波粒二象性,既是粒子,又是波,这个名词可以被淘汰了。但当时谭嗣同只是借它一个名词,内容还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。

  一部内容庞杂的《仁学》,让我们看到谭嗣同与曾左最大的不同,在于他的学问接过王船山,被具百科全书架势。

  谭嗣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,他这种在时代哲学上开创性的高度,李敖不及,摩罗更无能望其项背。

  今天时代里,以李敖的学透古今,大智大慧,摩罗恐又难及其十分之一。李敖何以对谭嗣同推崇有加?秘密在于,精神的境地里,他们彼此接通了。

  只有精神接通了,才能产生知音;也只有知音的评价,老最切中实际。毫无共鸣的人,硬作议论,完全盲人摸象,浪费感情,乱人视听。古人说说过了,知音如不赏,归卧故山秋。

  但李敖的相通,更多的是仰慕。他从谭嗣同身上,发现了自己所缺。哈尔滨人李敖,知识纯熟就玩学问;湖南人谭嗣同,通达了就行动。李敖式的娱乐,谭嗣同无法沟通;湖南人性格稳固,不是那么轻飘。李敖风凉话过甚,批评多于建设;湖南人也说风凉话、批评,却首先是以实干家形象出现。

  船山先生当年办匡社、行社遗传下来的性格基因,终于在集大成的书生谭嗣同身上结了果。孔子说以人载道,谭嗣同以身体著《仁学》,写大了船山先生的“道”。

  谭嗣同作为湖南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彻底改变中国书生浅薄、轻飘、只顾研究、不管能否实践的“屠龙学术”形象,首先还因为他有绝世武功。这种形象与魏晋清谈人士大异其趣。他跟名贯中国的在刀王五切磋武艺,丈夫情怀,英雄气概,一言九鼎,为“变中国法”准备了身体力行的本钱。

  生于书香门第,长为世家子弟,无秀才迂腐之气,倒身带草根雄风,他何以没有染上纨绔习气?

  二

  将历史镜头剪接来看:1865年,谭嗣同在湖南浏阳用一声啼哭宣告新生,船山先生已死了一百八十三年。其后两人如走马灯,他七岁时,曾国藩死了,他二十岁那年,左宗裳也死去。

  晚清这艘破船还在带病开,累得呼吸沉闷,似在发哮喘。此时除了船上的人不响,船身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噼噼啪啪爆响,用曹雪芹的话说,忽喇喇似大厦倾,昏惨惨似灯将灭!船上的胆小细民早已缩成一团,全已瑟瑟发抖。中国将亡矣!

  在这艘一路摇摇晃晃、跌跌撞撞的将沉之船上,谭嗣同被碰大到弱冠。作为清末巡捕谭继洵的儿子,他是真正的官家子弟。谭嗣同身上没一点纨绔气味,与谭继洵起步底层有关。虽然身居高位,但谭继洵为官清廉,体恤民生,左宗裳就赞他“胸中纯是爱民之忱也”。

  但影响童年谭嗣同最大的还是母亲徐五缘。湖南风俗,耕读传家。徐式出身贫寒,作为勤朴,每天天刚亮就起床扫地做饭,饲养家禽,耕作田地,晚上还陪丈夫在没灯下缝衣纺纱织麻。谭嗣同小时,母亲就预防他在官僚家庭养成大多闲逸习性,常向他讲述过去贫苦生活的情形,让他明白衣食的来之不易。

  拿破仑曾说:推动摇篮的手,是推动世界的手。母亲对儿子的影响,大过世上一切事物。徐五缘的言传身教,给小谭嗣同心灵推开了一片干净的小天地。

  十岁那年,小谭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,草根情结破土发芽了。他反感传统八股文,曾在课本上写下“岂有此理”抗议,却仰慕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,后来与“义侠”王五结为生死不渝的挚友。就在这时,他开始对王船山产生兴趣。钻之越深,仰之越高,他惊叹:“五百年来学者,真通天人之故者,船山一人而已。”

  崇拜产生兴趣,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他像饿人扑上面包,一头钻进船山先生的学问里。他维新变法的许多思想,都源于王船山学说。

  现在,一班湖南前辈精英相继死去了。谭嗣同抬头看到:曾国藩走商军路,搞洋务运动,中国像头病狮,浑身抽搐几下,没有站起来。左宗棠走官商路,搞“左胡配”,中国还像艘破船,上烂下漏,傻瓜一样在原地打圈圈。

  国强民富本是动人的梦想,现在连有名无实也不行了,进一步从原本一纸空空的地图,沦丧成被蚕食的时局图。每况愈下,国退民退,国将不国,他猛然惊醒:此时还去奢谈民富,不是刻舟求剑,就在掩耳盗铃。

  中国问题怎么办?谭嗣同用实用主义的眼光再次打量晚清。他在权衡:到底废清,还是挽清?他比较一番,选择了后者。

  我们惊奇地看到,二十年后,胡适与李大钊还在激烈争论“问题与主义”,但由此往前二十年,谭嗣同从尸骨未寒的曾国藩、左宗棠身上已恍然发现:前人挽救清廷破船的问题,本身就是一个“问题”,他们最根本的问题,就是沉湎于小打小闹,只优补疮求洞工作的问题。必须放弃一地一人一政的小问题,谋求国家根本的解决。这是谭嗣同的新发现。

  变法改良,正是解决问题的“主义”。

  他与康梁一道,打算给“水豆腐牌”清廷来一次全身检修。这手法像雕刻朽木。百丈朽木,腐而不倒;百足之虫,死页不僵。要大动手术,必得有壮士断腕、刮骨疗毒的胆魄。

  操纵晚清王朝,欲其起死回生,必须兴师动众,必将凶险重重。

  

  凡人皆知,1898年,变法失败了。它以热血沸腾的公车上书为起跑线,又以谭嗣同等六个的人头落地为终点线,中间是鸣枪即预告结束的一百米短跑。才热身就紧急鸣哨草草喊收,谭嗣同起初以为是场马拉松。

  今人议论戊戌变法,多看做政治运动。根本上看,戊戌变法是一次经济变法。“天下唯器”,首先是“经济之器”,这话开始应验。谭嗣同参与其中,身体力行推波助澜,谋求一国之功利的想法,经过文章家们的大力鼓吹,终于感动了老天爷。光绪皇帝找他们密谋,一边迅速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:经济上,设立农工商局、路矿总局,提倡开办实业;修筑铁路,开采矿藏;组织商会;改革财政。政治上,广开言路,允许士民上书言事;裁汰绿营,编练新军。文化上,废八股,兴西学;创办京师大学堂;设译书局,派留学生;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。

  这些革新政令,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、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,发展资本主义,建立君主立宪政体,使最初强国富民的动人梦想,变作眼前活生生的事实。

  如果政体在此时改变成功,曾国藩曾发动的洋务运动遭遇的体制性弊病,就可以除掉,大礼堂的官商配模式,也可以死灰复燃。但慈禧也许不是破人美梦的天使,但一定是圆人恶梦的巫婆。1898年9月21日,天刚蒙蒙亮,这个老女人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,直入光绪皇帝寝宫,将他囚禁于中南海瀛台;然后发布训政诏书,再次临朝训政。

  政变成功,变法失败。七天后,既惊无惧的慈禧暗令将谭嗣同六人(实为七人,漏走一人)秘密拉到北京菜市口,紧急砍头。与国谋事就这样成了抱薪救火。谭嗣同内心的悲怆、沉痛与无奈,可以想见。临刑时,谭嗣同凛然正气,刽子手心颤手抖。一刀下去,砍到肩胛;再胆战心惊举刀,又未砍中。接连五刀,惨无人道……

  据梁启超在《谭嗣同传》中写实:就义之日,观者万人,君慷慨神气不少变。

  天悲地痛时刻,一句撼动中国的话,此时如雷炸响: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;死得其所,快哉快哉!

  这句地动山摇的呐喊,经过一百多年的传越,已成遥远的绝响。绝响如笔击纸,已经透背成文:“望门投止思张俭,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!”

  等康有为赶来,只能抱谭嗣同寒尸,阴阳对话。他仰天长哭,如含冰泪:“复生不复生矣,有为岂有为哉?!”就从这天起,康有为几滴寒浊泪,流出了“广东人喊口号,湖南人流血”的源头,为轰动一时的变法,画下错落残败的句点。

  从一百多年前的悲恸时刻回神,趟过历史热血的余温,我们清晰地看见:以政治为引擎,以经济作中心的戊戌变法,口号所指,乃是在经济上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。

  回看四百年来,从船山先生论述中国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萌芽开始,经过曾国藩、左宗棠的推波助澜,到谭嗣同时,资本主义这棵小树苗已被一双双有力的手接力推进春天。

  让人纳闷的是,为何如此像四季一样自然发生的事,却遭遇了倒春寒,仍有黑手不准小树在春天生长,反而要来一次无情的腰斩,且亲痛仇快地要它断根呢?

  作为刽子手的慈禧,在百年来的唾骂声中,充当了腰斩历史的巫婆。

  然而,无情的历史揣着惊人的事实,坦白于今人眼前:与其说是慈禧算计,不如看做帝国阴谋。

  四

  中国以1840年为界,之前是天朝上国。世界有多大?中国那么大。之后是被奴小国,世界有多大?地球那么大。

  将中国放进地球村内去观,好比将一头猴子关进动物园去看。动物园里除了中国病猴,还有东北猛虎,更有非洲大象,不乏美洲鳄鱼。动物跟动物一起,不是植物跟植物一傻傻地分开各站着,它们要走到一起发生关系。

  猴虎碰在一起,这叫两国一对一,来了大象掺和,就变成三国演义,再说鳄鱼搅合,就成了战国四雄。

  动物关系与国际关系同遵循自然法则,信奉的是平衡与制衡手段。就像三国演义,曹操强大了,刘备就联合孙权打他;一旦刘备强大了,孙权又怂恿曹操打他。

  西方国家要想办法用平衡与制衡的手段,来压抑中国资本经济的生长,原因之一,因为中国地广人多,机会多,潜力大,没有成长起来则已,一旦成长起来,那就是百兽之王。

  中国的基因,不是兔,不是羊,而是狮,唐朝时世界就都看到了,也知道了。西方庆幸中国是病狮,病狮发不了威,顶多是头病猫。所以他们同心协力、矢志不移、数十年如一日,将中国结结实实按在病床上,为“病狮变病猫”理想页不遗余力,千方百计提防中国病狮再变雄狮。

  百年来,此起彼伏的“中国威胁论”,到今天依然沉渣泛起,旧话翻新,最早端倪,显影于此时。

  西方的深层恐惧,同时源于世界资源有限。你多我少,或者我少你多,二者必居其一。今天美国资源浪费惊人,被掠夺的国家就以资源严重匮乏作为代价。资源归于谁手,关键在谁能掌握主动权、话语权。

  为了让中国这头病狮永远起不来,西方对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。按常理说,西方对步其后尘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,本是要举双手来扶持的。因为一旦中国资本化,他们除了可以输出价值观,还可以掌握话语权、主动权,而且同一意识形态,在国际接轨方面,也容易沟通许多,节约大量成本。你说的我听不懂,你说的我很陌生,这样的沟通成本可怕。今天美国所以攻打伊拉克,目的之一,就是输出价值观,在国际接轨上增加共同话语权,便于对它控制。

  但西方一致齐心破坏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,实在由于他们面对病狮心里发毛。这可以解释,日本的明治维新他们都大力扶持,因为当时在西方看来,日本地少人稀,是兔是羊的基因,成不了气候,威胁不到自己。

  当然后来的事实,西方想错了,看花眼了。小小日本,受《海国图志》启发,搞起明治维新,数十年后就能跟美国叫板,直接往珍珠港丢炸弹,将美国兵轰死在梦里水乡。中国也并不会一直在他们如意算盘里做百年的睡狮病猫。

  但历史既不能假设,也不能重新来一次。如果没有西方反对破坏,并对“水豆腐牌”清廷施压,巫婆样的慈禧,即使剁了谭嗣同好头颅,也无法阻住他热血喷薄的经济主张。因为,谭嗣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
  有人会问:一直被看做改良政治家的谭嗣同,真的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的实业蓝图吗?

  五

  将晚清历史看做一部小说,它就像《红楼梦》。对谭嗣同来说,更像后来鲁迅笔下的《药》。不单满纸挂着救国良方,它潜行时有着动感的逻辑:有根明线,有条暗线。经济这条暗线,一直左右政治那根明线。

  自鸦片战争至百日维新,湖南人的经济行为暗线,从兴起到达鼎盛,他们的主张,十个字概括:“通工商之业,立富强之基”。

  我们知道,早三百年,王船山已喊出“大贾富民,国之司命”的口号。有研究者认为,鸦片战争前后,经济经世代表人物以陶澍、魏源、贺长龄为代表,到百日维新前后,郭嵩焘、黄遵选以及谭嗣同、唐才常,把经济经世推向一个新高度。

  从船山肇始,经魏源到谭嗣同,新兴经济思想一脉相承,对湖南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,近代工矿业的兴起,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  谭嗣同的《仁学》,今天许多人说它是“庞杂之学”,是集宗教、哲学、科学、政治、经济为一体的大杂烩。但进堂入室一看,不难发现,这样一张“满汉全席”式大餐桌,中间最诱人的一道菜,叫“兴经济”。

  谭嗣同分析和论述振兴中国经济的问题观点超前的新。比如他给“奢”、“俭”重新定义,提供积极消费促进生产的“奢”,批判压抑消费、阻滞生产的“俭”,认为“俭”只会浪费天下财物,陷老百姓于贫穷之中。这汲取了王船山、魏源的精华,在今天听来让人耳熟,跟国家想方设法刺激消费几乎一样。

  在经济理论上他主张创新,鼓吹自由竞争,大胆提出“以商为国”(以工商为国本)的国策梦,他认为这样才可以兴国(天下之大患,不在战,西人虽以商战为国,然所以为战者,即所以为商),这比“大贾富民,国之司命”进了一步。因为发动战争,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,通过战争消灭他国是有形的、残暴的,遭人唾骂和憎恨,而“商之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,其计至巧而至毒,人心风俗皆败于此”。

  为了发展商务,他主张实行“出口免税,入口重税”的保护关税政策,并呼吁“废除协定关税,夺回税务司包办海关之权”。同时提出了一系列“惠商贾”的措施。如主张提高物价、废除关卡、行印花税、开设银行、统一发行钞票等。并强调“商务”,特别是对外贸易是一切经济改革的中心。他说,为今之策,上策就是通商,积极开展与诸国的自由贸易。对于国内开展自由竞争对策,明确提出“散利于民”,既然西人以工商立国,那么中国就“不能不兴商务,即以其人之道,还治其人之身”。

  谭嗣同批评了清政府对工商业的束缚,他呼吁成立商部,商部的任务,就是给民族资本家以政治上保护,伸民权,抑官权,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,不断提高对外竞争能力。他还主张民间资本可以自由开办各种工矿企业,并且允许企业间自由竞争,国家不得干预。他数次请求湖南巡抚陈宝箴,“允商民招股开矿,设厂制造,并准其专利若干年。”

  受郭嵩焘经济思想的影响,吸取曾左教训,他主张,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,必须摒弃洋务派那种官办形式和官方垄断局面,倡导民间创办,“伸民权,抑官权”。

  从谋一国大业着眼,谭嗣同认为:人民贫穷的原因不在于物产的丰富,而恰恰在于物产的贫乏,所以发展机器生产是刻不容缓的。他极力提倡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,主张用机器和新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,开矿山、造轮船、通邮电、平地权、强贸易、改税制。

  谭嗣同认为,经济的发展必须与知识的发展和民权的发展相结合,因此,为发展经济计,必须兴学校、开议论、通民气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振兴中国经济,使老百姓摆脱贫穷,过上富裕的日子。

  谭嗣同还认识到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,交通运输必先行,有万里之程焉,轮船十日可达,铁道则三四日。修筑铁路,谭嗣同尤为重视。邓晓影在《论近代湖湘文化的创新意识与谭嗣同对湖湘文化的创新》一文中就指出,他认为今日之世界,铁路之世界也。有铁路则存,无则亡;多铁路则强,寡则弱。

  读着这些深刻甚至能预见百年后的经济理论,看着一拨接一拨奋起的湖南人,我们会惊叹“唯楚有才,于斯为盛”的事实。

  谭嗣同确实正处在湖南人才丛林的山腰,前面大木参天,后面郁郁葱葱,他在承前启后。

  但历史之船遗憾没能开进宽广的洋面,反穿行于崇山峻岭,此时正被错综复杂的荆棘缠住。剪不断,理还乱;进也难,退更难。

  慈禧一把斧头,不去砍断荆棘,反将楚才伐做棺材。

  六

  在三十三岁盛年,谭嗣同被剁断头颅,实现了流血变法理想。他的一言一行,都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流大男子伟丈夫才能在的举动。也正如他自己所说,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。一班人的戊戌变法,“以商为国”理想,壮志未酬,英雄泪襟,抱憾而终。

  谭嗣同是幸运的。他的时代,可以比曾左更进一步,个人经世济国的理想,不再拘泥于做个官僚,个人的事业,也不再是对帝国大船小打小闹、小修小补,而可以举政治的招牌,对中国经济来一次彻底的洗牌,喊出“以商为国”的口号。

  但谭嗣同又是不幸的。造成不幸的根源,在于世界一体化已开启先声。任何一国之事,从此不再是一国内事。

  地球村开始挂牌经营,此时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,也可能引起太平洋上一场波澜壮阔的海啸,何况中国要大搞经济建设这样的问题,早就牵动村内众国居民的神经。邻居紧张你,事情就失败了一半。因为从那天起,思考一国的问题,都不能再自顾自,必须放到地球村的布景里进行。

  中国古人说:胸无全局者,不足以谋一隅。地球村时代,全局变成全球,大清帝国偏乱一隅,不得苟安。

  无论是放在地球村的布景,还是处于晚清王朝的历史段,对湖南来说,谭嗣同都起到了一个中转站作用。在实业视角下作历史的人文梳理,我们轻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:

  王船山早年的商业思想,属于有主张、没行动,他一介书生,只负责躲在深山里对建国实业坐而论道。

  曾国藩、左宗棠是有行动、没主张,他们经济实业行动虽有过人之举,但都是片段而不成体系,没有理论归纳,脑子里无时不刻总在惦记的,还是谋成个好官僚,但他们都显赫在军功,做官僚实业,都还不如陶澎、魏源。

  到了谭嗣同,情况就改观了:在建国实业的大路上,谭嗣同既有主张,也有行动。他既不书生空议,也不贪官图财,满身理想主义,知道怎么做,而且照做了,从头到末,聚精会神变商法,一心一意强中国。

  吊诡的是,刚好谭嗣同败得最惨,个人命运也最为悲惨。

  这就是身处历史拐点的代价。五千年示有之变局的时代,到这时出现一道拐,无论加速,或者减速,都会有颠荡,会有人碰得头破血流。

  头破血流吓不倒湖南人,掉头不过碗大的疤。砍头不要紧,只要事业真;杀了谭嗣同,身后群雄兴。湖南人不是被吓大的,眼下,湖南人胆子越吓越大了。

  同乡宋渐元为谭嗣同大英雄气魄震撼,巍然题写墓志铭:“亘古不磨,片石苍茫立天地;一峦挺秀,群山奔赴若波涛。”这是评价,也是预言。

  从谭嗣同将实业与国家相提并论,不再做国家破船修补工,上奔下走,为造一艘新船忙碌,后来湖南人的方向继续掉头。用今天话说,就叫转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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